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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文不同义:日语对于中国人来说真的容易学吗?

2023-03-01 17:20:31 642

摘要:“一衣带水”,这个成语用来形容中日两国关系,已经是老生常谈。今年年初的疫情中,日本友人支援中国湖北的物资包装上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一句话,又让国人感慨万端。这段千年前日本友人的赠语,曾鼓舞唐朝的鉴真和尚跨越惊涛骇浪远渡日本。而今,它再次成...

“一衣带水”,这个成语用来形容中日两国关系,已经是老生常谈。今年年初的疫情中,日本友人支援中国湖北的物资包装上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一句话,又让国人感慨万端。这段千年前日本友人的赠语,曾鼓舞唐朝的鉴真和尚跨越惊涛骇浪远渡日本。而今,它再次成为中日友谊的象征,连起两国民众的情感。

但我们对这个隔海相望的邻邦又究竟了解多少?回首150年前,日本这个锁国已久的岛国,才刚刚从《职贡图》中半属想象半揣度的图像,成为对面可见的存在。从黄遵宪尘封的《日本国志》,到庚子国变后东渡日本的学者和革命党人对日本的观察,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也步步加深:它是语言上“同文同种”的东亚邻国,是近世东洋诸国师法西洋文明自强的典范,也是军国暴走的战争机器,是觊觎中国领土的虎狼之国。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,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,成为深深烙印在两国心头的一道不时撕裂的疮疤。

战后至今,已经过去了三代人的漫长时光。硝烟已冷,新的印象不断叠加在旧的记忆之上,一如新雪掩盖陈雪。从半导体到小汽车,从日本动漫到网络游戏,从大河剧到抗日剧,等等。历史记忆与时尚潮流相交迭,共同构成了一个纷繁丰富的日本形象。一个世纪前,东渡日本考察明治维新成果的严修,曾在船上写下“生存物竞有时定,至竟终须合大群”的诗句,表达了企盼中日联合,共进大同的愿望。百年后的今天,中国人对日本,也会有新的观感。因此,本期专题特别邀请了一批日本研究学者,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专业性的观察,从思想、语言、教育、习俗、经济、社会等多个角度,呈现出日本的诸多面相。

知己方能知彼,透过中国的视角去观察日本,同样,也是在观察我们自己。

中日文化颇有渊源,在语言方面更是如此。今日人们谈起学习一门第二外语,许多人也都认为日语相较来说更为易学。但果真如此吗?本文就从中日语言的渊源及其异同讲起。

倡导“中体西用”的张之洞在《劝学篇》(1898)主张:“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,日本皆已译之,我取径于东洋,力省效速,则东文之用多……若学东洋文,译东洋书,则速而又速者也。”鼓励大家广译日书,且“速而又速”;戊戌变法后,梁启超至日本,更是直接接触到日语,他在《论学日本文之益》(《清议报》第十册,1899)中说:“既旅日本数月,肆日本之文,读日本之书,畴昔所未见之籍,纷触于目,畴昔所未穷之理,腾跃于脑,如幽室见日,枯腹得酒,沾沾自喜,而不敢自私,乃大声疾呼,以告我同志曰: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,盍亦学日本文哉。”也是竭力主张国人学日语,在其编辑的《和文汉读法》(1900)中更是具体总结出读日语时要“实字必在上,虚字必在下,颠倒读之”,如此则“数日小成,数月大成”。

电影《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》剧照。

这些论述,都缘于日语中有大量汉字,中国人阅读不是难事。中国人学日语的这份自信,在某种程度上也和日文中包含诸多汉字这一事实有关。

然而,虽然中日之间的语言有着大量的相互渗透,但因为种种原因,许多日语中的汉字与汉语中的汉字“同文并不同义”,在历史上也给中国人理解日语制造了许多障碍。而进入20世纪以后,日文的文体更是开始走向言文一致,日语中的汉语词比例逐步减少。现如今,日语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否真的“易学”,恐怕还得打个问号了。

2020年11月7日《新京报书评周刊》异域同天

撰文丨陈力卫(日本成城大学)

01

所谓“同文同种”的时段

陈力卫,日本成城大学教授,专攻日语史、中日语言交流史,著有《东往东来: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》等。

日语易学的想法来源于所谓“同文同种”这一假象。首先日本从公元600年就开始向隋朝派遣留学生,日本人学习汉诗汉文已有上千年历史,最近引起热议的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即出自活跃在奈良时代(710-794)初期的皇族长屋王笔下。著名的日本和尚圆仁(794-864)所著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》全文也是用汉文写成,现在还被用作我们的汉语语法研究资料。

也即是说,从语言史来看,日本的汉文基本承传了唐代的语言和文体,中日间的所谓“同文”意味着凭借汉文是可以互通的。但是到了894年停止派遣遣唐使后,日本直接向中国学习和吸收汉文的途径中断,宋代以后多是僧人及商人的相互往来,明代洪武年间(1368-98)则因倭寇而海禁后导致两国交往骤减,直至清代,也就是三百年后的17世纪,清朝贸易船通商长崎,才得以重启中日间的语言交流,可此时日本人所接触到的汉语,与之前已经大相径庭了。

《唐音和解》书影及内页。此书的编排体例与明代四夷馆编纂的翻译词典《华夷译语》极为相似。

江户时代在大阪出版过一本《唐音和解》(1716),记录了当时日本人看不懂的汉语词汇,并用已演化为日语的旧汉语来对译解释,相当于是一个对译词汇集。通过该书,我们可以看出汉语词进到日语的先后层次。例如,就下面这些单音节词,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中日之间的差异 (中文在先,日文在后,下同):

这种中日间的差异实际上体现了中文本身的文白关系,即中文已发展到了白话阶段,而日文仍停留在“文”的状态。双音节词则更有意思,下面这组例子,均是用日文的既有词来注释中文的新词,完全是一种时代差的反映,而被释义的新词,之后也逐渐被日语吸收,两者现在构成了一种类义词的关系。

相对于新来乍到的“對話”“ 毒舌”“ 感激”“ 小心”,他们拿传统的“挨拶”“讒言”“頂戴”“用心”来对译。最后两例很有趣,当年解读敦煌变文中出现的“此尊大户,直是饮流”时,一时不知何意,正是依据了日语中保留的“上户(好酒量)”之意,才得以解惑。如果按上述对译,中文的“大器”“小器”也并非只有现在的辞典意义,同样也应该有表示酒量大小的用法。

英藏敦煌文书《叶净能诗》(S.6836)中唐明皇以酒量试探仙师叶净能。

这类唐人俗语在唐人笔记中很常见,如《因话录》卷六,载晚唐官员崔慎由拜访名医谭简,谭问崔:“饮酒多少?”崔回答说:“户虽至小,亦可引满”。其中户即指酒量。又白居易诗《醉后》云:“犹嫌小户长先醒,不得多时住醉乡。”诗中“小户”亦是“酒量小”之意。故可见日文多能存中国文字古意。

这些江户时代以后新进入日文的中国词汇,到了明治初期,也有一些作为进入日语的新词被收录到教科书中,使用日语来解释其义,如明治6年(1873)的《单语略解》(桥爪贯一,东京松园藏版)里就有:

这些词都不曾收入在我们的《汉语大词典》里,当然不排除是方言用字的可能性。看后面的日语对译,我们能知道其具体意义,如“土股”、“土嘴”都是“半岛”之意,上海的“陆家嘴”意味着过去是呈半岛形的地盘;而“車厘”当然跟今天的“車厘子”没有半点关系,而是另一个外来词Jelly(果冻)的音译;最后一个词是我们常见的,大家都知道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,可这里按日语的解释当为“草鞋”之意,离我们已知的意思相差甚远(方言里或仍保留此义)。这些日文材料给我们留下了词义对译的证据。当然,中日对译相反方向的例子也有,二十世纪初的《清稗類鈔·飲食類》(1910)里有这样的文章:

其中的“越幾斯”一词也是国内词典不收的。而我们查一下日语的外来词辞典,就会明白它是“エキス”(精华、精髓)的音译汉字词,原词是荷兰语extract,由此也可见日语反渗透到中文的现象。

鲁迅根据日本药理学家刈米达夫原著摘译《药用植物及其他》一书上篇《药用植物》书影。

这本书的总说“药用植物的沿革”中写道:“二世纪顷,罗马的医师喀莱努斯(Galenus)始用酒精浸渍生药,以作丁幾(tincture;Tinktur),或蒸发其水浸液,作越幾斯(extract;Extrakt),要之,是发明了除去生药中的纤维等无用的部分,浓缩其有效成分,以供药用了。这是药学上非常的进步。”其中“丁幾”即今“酊剂”,“越幾斯”即今“萃取物”。

当然,如果不涉及口语的话,一般近代日本人写的汉文也是可以互通的,直到19世纪,1872年中日签订第一部外交文书《日清修好条规》时,仍然没有人把语言问题当回事,翌年日本僧人小栗栖香顶到北京,最初的切身感受也是“文字虽同音不同,耳虽不解目能通”(《北京纪事》)。后来何如璋、黄遵宪等清国公使馆员受到日本人的追捧,他们与日本人交流留下的大量笔谈录都说明了“同文”的优势。

02

同文并不同义

可日语毕竟还是外语,也有很多“目不能通”的地方。它有一些独特的汉字用法,或难解其意,或误读错解,着实让中国人头疼懊恼。

中日关系史上有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,清乾隆年间(1779),自浙江起航的商货船“元顺号”航行途中遇遇飓风,帆破舵损无法驾驭,随潮水漂流了一百多天,翌年四月漂到了日本安房国(现千叶县)海岸,日本渔民村民们分几次展开救援行动,将船上七十余人接上岸。双方虽可笔谈,但交流仍有障碍。日人太田全斋(1759-1829)编纂的辞典《俚言集覧》中,就“怪我”一词引起的误会做了描述:

恠我为俗字,清人不解,往年有清人出海遇難,漂流到下総國銚子浦,与当地醫生筆談,医生写道:「船中無怪我耶」,答曰:「奚怪我」,这可是村里传的真事。(笔者译,但对话部分原文未动)

是啊,人家医生想问的是有没有伤病人,而被问的觉得你怎么能怪我呢?真是牛头不对马嘴。“怪我”一词故事不断,改革开放后到日本的中国人看到东京街头和工厂有标语“油断一秒,怪我一生”,大为诧异:你油断了一秒钟,怎么能怪我一辈子呢?这种疑惑,跟上述例子一样只知按中文字面意思解释,全然忽略了那是日文中的汉字,其意思应该是“疏忽一时,伤残一生”。

《清国漂流图》局部。这幅图讲述的是一件中日关系史上的佳话。

1810年(中国嘉庆十五年,日本文化七年)日本渔船“长久丸”号在琉球海域遭遇狂风巨浪,漂流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,被中国渔民救起,送往浙江乍浦港,登船回国。一路上这些日本落难渔民受到中国人友好热情的招待和帮助。在平安回国后,船主森山贞次郎特意请人绘制这幅长卷,以志纪念之意。在画前跋文中,森山贞次郎写道:“治化所布,声教所及,异域寰外,犹是一家。”

中国人学日语时,最初碰到的难关往往正是这种同文不同义的汉字,再加上那些表示日语虚词所用的汉字,与汉文的原义相差甚远,等于是日语独自的假借用法,望文也难以生义。比如:

①助詞・助動詞 位クライ、宛ヅツ、計バカリ、抔ナド、候ソウロウ、度タシ、様ヨウ

②形式名詞 程ホド、譯ワケ、筈ハズ

③副詞 強アナガチ、剰アマツサエ、尤モットモ、迚トテモ

④词头词缀 狭サ、御オ、味ミ、敷シキ、達タチ、共トモ、様サマ

⑤敬語 給タマウ、仰オオセ、参マイル、申モウス、御座ゴザル

用“抔”表“等等”之意;用“度”表愿望助动词;再加上“譯”“筈”这类形式名词,都是日语表达所不可缺少的元素。连江戸時代日本人学习汉文时,都将这类汉字用法定位为「俗字俗語」,提醒人们写汉文时要戒用。

《东往东来: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》作者:陈力卫 版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6月

回到梁启超学日语的那个时代,其实上述问题也是最让他头疼的。他在《和文汉读法》中专设第三十八节“和汉异义字”将这些汉字一一检出加以对译,后来《和文汉读法》增补得越来越厚,大多赖这部分所赐。

那么,当时没有任何现成的《日汉辞典》可查阅,他们是如何理解了这些汉字的意思的呢?聪明的留学生们发现了一本日本的国语辞典《言海》(1889),可以当作日汉辞典来用。这本辞典把日语中所有汉字词分为三类:“和汉通用字”“汉的通用字”“和的通用字”,其中自古以来就使用的正统的汉字词标以“和汉通用字”,此类属中日同形同义,可以互通的;而上一节提到的江户时代以后进入日本的汉语(通称“唐话”)则标以“汉的通用字”,这部分汉字词虽尚未完全被日语接受,但能用来丰富日语的表达形式;而上面所说的虚词以及已经完全融入日语的日常汉字词,如“料理、立身”(意思已经日本化),还有从训读发展成音读的词,如“支障、仕様、心配”,再有明治以来的新词,如“流体、零点、絶対”等,都归入“和的通用字”一类,即为日本独特意思的汉字词。

明治时代学者大槻文彦编纂的《言海》手稿。

《言海》被认为是近代日本第一部国语辞典,总页数达1110页,收录字语39103个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这部书都被作为日本辞书的典范之作,并对后世日本辞书编纂影响深远。

这种分类标注,显然是基于汉字、汉语词义在日本的变化,可以说,它有意要凸显一种近代日本独自的用法意识。同时代出版的山田美妙编《日本大辞书》(1893)则更加旗帜鲜明地标出“汉语”和“字音语”的区别,把前者视为中日同形同义,而后者则为日本特有,包括那些明治时代产生的新词,如“社会、宗教、神経、世紀、広告、自治、商標”等。

正是由于这种在日语特有的“和的通用字”里配上近似中文的“汉的通用字”,结果《言海》实际上起到了一种“日中辞典的作用”,当时的留学生曾表示《言海》里的“解説多用漢字、易看”而将其当作是专门为自己编撰的对译词典。所以,《和文汉读法》中的“和汉异义字”的增补正是妙用了《言海》的这一功用。

电影《春雪》剧照。

遗憾的是,《言海》(1889)所收的近代新词并不多,使得很多新词的中文释义失去了赖以参照的依据,只得凭空想象。这样一来, 《和文汉读法》 后来的增补本中便出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解释 。例如:

这些日语新词对应的概念,如今早已成常识,但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来说,要理解并找到准确的对译汉语,显然十分困难,于是只好望文生义地将“概念”解释成“大概想念”,将“観念”视为“観而想念”了。

03

今后的日语还易学吗?

我们可以看出日语中使用的汉字词有着不同的层次,可以分为佛典词、汉籍词、白话小说词(唐话)、近代汉语译词等,语音上与之相似的是同一汉字按传来的地区和时代可以划分为古音、吴音、汉音、唐音、近代音等,也就是说从某一断面来看,汉字词的新旧之差是显而易见的。从这一意义上来说,日本江户时代以后出现的唐话更能凸显出日语词汇的层次上的差异,正如《言海》所示,它的介入既构成了日语内部的一种类义关系,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人理解日语的一个桥梁。

电影《罗生门》剧照。

梁启超所处的时代,中日文“同文”所覆盖比例极大,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汉语学养努力理解日语,所以总觉得日语简单,尽管汉字里不乏陷阱。进入20世纪以后,日文的文体开始走向言文一致,汉文教育也逐步缩减,日语中的汉语词比例由明治时代的70%降到现在的40%左右。

从趋势来看,现在日语中的汉字用得越来越少,首先是将上述虚词部分的汉字统统取消不用了,其次就是向动词和形容词的汉字开刀,再下一步将轮到音节少的名词,在日语书写上,逐步构建一种以平假名写纯粹的“和语”、以片假名写外来语、而汉字则专门用于音读汉语词的角色分配。这样一来,日语到底是好学还是不好学呢?

电影《东京塔》剧照。



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。作者:陈力卫;编辑:安也;校对:薛京宁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,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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